嘉實財富高級研究員 譚華清博士

雖然總人口仍然保持增長，但增速已經有所放緩。從2010年到2020年間，我國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0.53%，與2000-2010年0.57%的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相比，增速有所放緩。

2018年以來，我國新增出生人數開始出現快速下滑跡象。

出現這一局面的原因可能有三個方面。

首先，婦女的總和生育率偏低。七普數據顯示，我國婦女的總和生育率只有1.3，遠低于人口總量更替所需要的2.1。

其次，在總和生育率較低的水平下，二胎政策的效果并沒有人口學家所預測的那樣好。“單獨二孩”“全面兩孩”等決策部署和政策措施，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出生人口出現回升，“二孩”生育率明顯提升，出生人口中“二孩”占比由2013年的30%左右上升到2017年的50%左右。

二胎政策效果最明顯的是2016-2017年。在2015年全面二胎政策實施后，中國的出生人口迎來了一次小高峰。2016、2017年的全年出生人口分別2015年多230萬和170萬。但出生人數在2018年開始快速減少，下降速度有加速跡象。“二胎”政策帶來的人口生育高峰很快就結束了。

根據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，我國育齡婦女人數自2011年開始逐年下降，平均每年減少500萬。其中20-40歲的生育黃金年齡段的婦女人數年均減少290萬，下降幅度超過其他年齡階段的育齡婦女人數

由于我國在1978年逐步開始“一孩”政策，而且在重男輕女的思想的影響下，性別比逐漸失衡，女孩數量相對更少。因此，隨著1960-70年的嬰兒潮人口逐漸不再能生育，后續世代的育齡婦女總數還將繼續下降。中國人口形勢已經到了非常迫切的緊要關頭。

展望未來，63.9%的城鎮化水平和發達經濟體平均的80%的水平，我們還有16個點左右的差距。未來十年，我國城鎮化建設仍有明顯空間。

根據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，我們對中國的未來的人口形勢并不樂觀。未來較長時間，我們既要應對新出生人口快速下降的挑戰，還需要面臨老齡人口數量和比重不斷攀升的壓力。

面對人口老齡化趨勢加快的國情特征，國家也在積極調整人口政策。十四五規劃強調，“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。制定人口長期發展戰略，優化生育政策，增強生育政策包容性，提高優生優育服務水平，發展普惠托育服務體系，降低生育、養育、教育成本，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，提高人口素質。積極開發老齡人力資源，發展銀發經濟。推動養老事業和養老產業協同發展，健全基本養老服務體系，發展普惠型養老服務和互助性養老，支持家庭承擔養老功能，培育養老新業態，構建居家社區機構相協調、醫養康養相結合的養老服務體系，健全養老服務綜合監管制度。” 可以看出，國家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努力方向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。

黨的十八大以來，黨中央根據我國人口發展變化形勢，先后作出實施單獨兩孩、全面兩孩政策等重大決策部署，取得積極成效。2021年5月31日，黨中央根據人口形勢作出了“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策”，至此生育的制度約束基本取消了。

在生育率低于2.1的情況下，放開三胎的效果可能不大。政策還應該在降低生育成本、養育和教育成本等配套措施上發力，可以考慮適當的激勵措施。通過降低生育成本以提高一胎生育率。要讓年輕家庭愿生、敢生。

我們也清醒的知道，在人口老齡比較嚴重的社會，國家的政策收效甚微。以日本為例，為了鼓勵生育，日本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，包括給生育家庭減稅、提供生育補貼、落實帶薪產假等。但日本政府的政策并沒有扭轉日本的人口老齡化的趨勢。“低欲望”、“躺平”這些現象在日本社會非常常見。

學者研究發現（尚麗等，2019），70-80后的生育意愿生二胎的意愿明顯高于90后，農村地區的育齡婦女生育二胎的意愿明顯高于城市地區。這告訴我們，必須抓住難得的窗口期，采取更加積極的人口政策。因為70后、80后的育齡婦女的生育窗口隨著年齡的變大很快就會結束。

老齡化帶來的財政壓力不得不提前應對。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，大力發展第三支柱養老可能是潛在的方向。通常的養老第一支柱是指國家公共財政負擔的養老支出，第二支柱是企業負擔的養老支出，第三支柱則是個人負擔的養老支出。

根據2016年的統計，美國三大支柱在養老支出的占比分別為11.07%,58.78%,30.15%。和美國相比，中國目前養老支出還是以第一支柱為主，第二支柱為輔，第三支柱還處于剛起步階段。

第三支柱主要基于基金累計制的養老制度設計思路。即，個人自己建立一個儲蓄賬戶，定期或不定期的存入一筆資金，這筆資金投入到一攬子公募基金上。在自己退休后，定期取出一部分資金作為養老支出。在美國401K和IRA養老賬戶都市基金累計制，運行方式基本一樣，唯一的區別是401K賬戶會有一部分投入來自于雇主，應該說可以歸為第二支柱。美國主要通過稅收遞延的方式來鼓勵勞動者存錢到養老賬戶中。比如存1萬美金的資金到養老賬戶，那么當年該勞動者的應納稅所得額就抵扣1萬美元。同時養老金賬戶的資金投資獲得的資本利得也是免稅的。但退休后取出的資金是要征收所得稅。

當前我國在探索發展第三支柱，包括培育養老FOF投資和管理人才，豐富養老產品。因為養老賬戶底層多數是直接投資的是一攬子基金，尤其是投資股票基金是需要專業投顧陪伴。因此，在發展養老FOF的同時，我國也在2019年12月開始試點投顧業務。2019年10月以來，已有18家基金投顧試點機構上線了投顧業務。其中，有5家基金公司，分別為華夏基金（華夏財富）、嘉實基金（嘉實財富）、南方基金、易方達基金以及中歐基金（中歐錢滾滾）；有3家第三方基金銷售機構，分別為螞蟻基金、騰安基金、以及盈米基金；有7家券商，分別為銀河證券、中金公司、中信建投證券、國泰君安證券、申萬宏源證券、華泰證券及國聯證券；有3家銀行，分別為平安銀行、工商銀行以及招商銀行。

隨著人口老齡化趨勢的逐步深化，勞動力資源、養老金支出等都面臨嚴峻的挑戰。我國勞動人口總數在2012年已經見頂，隨著人口老齡化的逐步深化，總勞動人口下降的趨勢還將延續。與此同時，人口老齡化加深、尤其是第二次嬰兒潮人口也逐步進入退休年齡，養老收支的平衡型挑戰也日趨迫切。

延遲退休制度既能夠增加勞動力資源，也能夠改善養老金收支的平衡型問題。客觀上，隨著人的預期壽命的不斷提升， 現行的1978年的退休年齡標準，即男性60周歲，女干部55周歲，女工人50周歲也應當適當調整。

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告訴我們，我國已經處于人口低速增長、人口老齡化快速加深的階段。我們需要采取更加積極的應對策略。在生育率偏低、人口老齡化加速的背景下，通過降低生育、養育和教育的成本，提高生育率，改善人口結構應是人口政策的重心。但我們也清醒的認識到，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，生育率的提高并非朝夕之功，需要更長時間的謀劃和堅持。研究表明，70后和80后的生育意愿較高，農村地區婦女生育意愿較高，但70后和80后的育齡婦女生育高峰也已經或者即將過去。

因此，從政策的引導方向，應該盡量加大對這些群體和地區的鼓勵力度。